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提交的5份提案中，有3份聚焦废塑料污染治理，涉及农膜残留污染防治、废塑料化学循环、城市塑料回收体系建设等。

　　李景虹介绍，我国废弃塑料数量庞大。由于塑料化学结构稳定，难以自然降解，不当使用和处置及累积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塑料污染防治问题刻不容缓，已成为2022年全球环境政策的优先事项。

　　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国共产生废塑料约6000万吨，废塑料总体回收率只有26.7%。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每年产生在生活垃圾里的废塑料约5000万吨，如全部焚烧将产生约1.6亿吨二氧化碳，填埋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2020年9月1日起施行的《农用薄膜管理办法》规定，农用薄膜使用者应当在使用期限到期前捡拾田间的非全生物降解农用薄膜废弃物，交至回收网点或回收工作者，不得随意弃置、掩埋或者焚烧；农用薄膜生产者、销售者、回收网点、废旧农用薄膜回收再利用企业或其他组织等应当开展合作，采取多种方式，建立健全农用薄膜回收利用体系，推动废旧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和再利用。

　　《土壤污染防治法》对未按规定使用、回收农用薄膜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明确了罚款规定。

　　不过，李景虹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废塑料循环产业配套政策不健全，技术和产品开发难度较大，造成项目从落地、建设、运营不确定性大、产品质量、生产过程、安全环保均难以保障。

　　李景虹认为，大力发展废塑料化学循环新业态，是处理无法再重新利用的废旧塑料垃圾的有效途径之一。

　　李景虹委员：规划必要的废塑料分拣中心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回收是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能否“应收尽收”关乎“无废城市”建设水平。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提出，政府规划必要的废塑料分拣中心、帮助回收企业建设前端收集网络，更有效、更划算。

　　李景虹说，建立塑料回收体系最有效的办法是为可回收物建立商业化运行的、可盈利的回收模式。这种回收模式能够通过市场的手段，使资本流入回收体系之中，并根据市场的需求延展回收网络，提高回收率与回收总量，实现“应收尽收”。

　　“分拣中心的建设是前端收集的关键一环，与回收企业是否能够全面承担‘无废城市’建设的责任有直接关系。”李景虹算了一笔账，对于许多城市来说，与其为回收企业和环卫系统支付大量补贴，不如为回收企业提供分拣中心用地、帮助回收企业建设分拣中心与前端收集网络。

　　李景虹说，分拣中心要从地理分布上与整个清运体系相配套，符合各个回收阶段对运输成本和距离的要求。然而，因为我国以往缺少相应的土地提供，回收企业只得自己解决用地问题。这就造成企业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从而导致大量低值可回收物无法顺利进入回收体系，而高值可回收物也难以提高回收品质，造成资源浪费。

　　因此，李景虹建议，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增加对分拣中心等回收基础设施的用地规划，并结合本地实际，为回收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免费的用地政策，以推动各地方分拣中心的建设。还应鼓励回收企业与环卫系统合作，充分利用既有的回收设施，制定灵活合作方案，帮助回收企业降低前端收集的运营成本。

　　李景虹委员：为废塑料回收和化学循环打通渠道

　　在提升回收效率，畅通回收机制的基础上，李景虹认为，应当推动废塑料化学循环产业的健康发展。因为“废塑料化学循环不仅可以‘吃掉’物理回收吃不掉的塑料废料，还能避免塑料焚烧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从而降低塑料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然而近年来，废塑料循环产业由于配套政策不健全，技术和产品开发难度较大，造成项目从落地、建设、运营不确定性大，产品质量、生产过程的安全环保均难以保障，导致国家对这一行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若要全面释放化学循环技术商业化潜力，需要构建更好的政策环境。”李景虹说。

　　对此他建议，应当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化学循环是塑料废弃物综合管理体系的一部分；鼓励并规范化学循环产品的终端应用；优化废塑料分类回收体系；设立一批废塑料化学循环示范工程；鼓励化学循环技术研发创新，推动建立产学研结合、产业链协作的创新生态体系。